东晋时期，有个著名的文化大家族——王氏家族，一门出现了数位书法家，其核心人物便是王羲之父子，除此之外，王羲之的一位侄子，因为他的一件传世之作，因而成为王氏家族书法的代表人物。

王羲之的这位侄子，生平仅留下一件作品。不想这件作品，竟成为晋代书坛最为经典的墨宝！此作品，就是有名的《伯远帖》，该帖的主人，便是王珣。

王珣，字元琳，是王羲之的堂侄子，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和大臣。他在书法上的造诣极深，可惜只有一件作品传世，这件作品就是《伯远帖》。

《伯远帖》不过是一封书信，内容很短，50字左右。让人振奋的是，《伯远帖》的寥寥数字，字字都是精华，连王羲之看了都赞不绝口！

该信札到后来，真迹不见了。而传到清代的乾隆手里，只是一张临作。尽管如此，乾隆依然视作珍宝，供奉于三希堂。

行家认为，王珣的《伯远帖》，最能体现晋代行书的韵致，是晋代行书书风的典范，该作品的艺术特色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——

在用笔上，展现出丰富的多变的笔法，而丰富的笔法之变化，恰恰体现出书法的生命力。仔细查看每一点画，只见起笔多顺锋入笔，这是保证线条灵活性的关键所在。

线条中间多按笔，而收笔呢，则遵循提按结合的原则。至于转折处，大多方整刚劲，行笔遒劲，既有楷书的严谨性，又有隶书的韵味，反映了东晋时期的行书已经完全走向成熟。

此外，该帖的抑扬顿挫，点画跳动以及节奏明快的特点，使得线条的运动感极强，收笔则含而不露，尖锐而不刻板，呈现出灵动洒脱的风格。

结体是书法的第二个重要元素。《伯远帖》的结体开张，疏密有致，笔画瘦劲，笔画少的字，格外疏朗、飘逸，展现出作品的特有风采，从而成为“天下十大行书之一”。

王珣的《伯远帖》，到了明代，传到了书画大家董其昌的手中，董其昌如获至宝，用行书欣然在作品的右侧题跋，不想这个题跋，不只是《伯远帖》的点缀，也成为了董氏书法的精品。

董其昌的书法，在明代是一面旗帜。他的行楷，翻折生韵，极有韵致，深受《伯远帖》之影响。

董其昌在《伯远帖》之题跋中，称该帖为“人间尤物”，可见他对王珣《伯远帖》的钟爱程度有多深。

《伯远帖》被誉为“天下第四行书”，地位虽高，但有人认为还是低估了该帖的艺术价值。不少人认为，王珣的《伯远帖》之艺术成就，仅次于《兰亭序》，它与《兰亭序》相映成趣。

值得大书一笔的是，《伯远帖》到了清代的乾隆手中，这位酷爱书法的皇帝老儿，欣然题跋，落款写上“御识”二字，意为圣上的亲笔题写。

题个款也就罢了，偏偏还有开辟一个厅堂，名曰“三希堂”，专门陈列著名的书法碑帖，而王珣的《伯远帖》却成为该堂的座上宾。

在乾隆的题跋中，他把《伯远帖》与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相提并论，而这三件珍品，在乾隆看来为稀世珍宝，因此把被陈列作品的厅堂，命名为“三希堂”。

明代的大臣与医学家王肯堂，对王珣的《伯远帖》也发表了感想。王肯堂热爱书画，曾与同时代的董其昌论书画，与曾柏大师论参禅。医学家出身的他，实乃一位高人，他对《伯远帖》的赞赏，充分体现了他具备的晋人风骨。

晋人的参禅问道和书法的笔情墨韵，深深地影响了王肯堂。王肯堂对《伯远帖》的赏识，也体现了晋代书法在明代的回归。